王宠高洁的品行陶铸了其书法疏淡的品格。王世贞在为王宠写的《像赞》中称其“善为雅言，不及猥鄙”，“且不以所学尚人，故人乐亲附之”。王宠逝后，顾璘在怀念这位故友时说：“清夷廉旷，与物无竞，人拟之黄叔度。尊官宿儒忘年友善，罔不乐其温醇。”
王宠的生存环境和品行修养，合力促成了其审美心理与书法旨趣的养成。明代朱曰藩曾说：“雅宜书蕴藉秀媚，大概类其为人。”（《跋顾孝正所藏雅宜诗卷》），指出了其人品与书品的关系。
王宠高蹈出尘的心态养就了他疏淡秀雅的艺术审美心理，正如他的诗歌，随处可见的是对隐逸的企愿和对富贵生活的不屑——他以层台缓步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、优雅、孤高以及与俗世的距离感。
王宠晚年书法作为流宕与疏淡的矛盾统一体，又何尝不是其愤激与冲淡这一矛盾心境的外化呢？现实人生与人格理想的分离与矛盾，使其内心虽有愤激，但又高蹈出尘，但在病痛和失败的挫折下，他慢慢变得冲淡，成为一个温和如玉、不激不厉的君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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